我國的產業政策又如何呢?今天放眼四顧,學術與政策圈關於無論是針對「增長診斷框架」或「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研究框架」的研究皆一片蠻荒。後疫情時期,別說我國想在經濟上彎道超車,沒有被其它更有遠見與實力的國家追趕已是萬幸!
【文/李健聰】
筆者在二〇一九年七月的《經濟轉型需嶄新產業政策》文中提到,我國急需新的產業政策,以應對過去二十年經濟停滯,發展迷航的問題。全球經濟在疫情後勢必更佳不平等,加上大國之前的貿易戰與保護主義抬頭,如何繼續實現經濟的加速與平衡發展是每一個發展中/中低收入國家的考驗。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・盧卡斯(Robert Lucas)說過,經濟學家若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緣由不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,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為什麽日本與韓國可以趕超先進國家,但東南亞多國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?為何南美洲(除智利)循環面臨債務危機,而非洲總是難以發展?這些命題總是讓人興味盎然地窮究不已。
然而,經濟發展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,且汇集過去多個世代的經濟學家努力也難以弄個究竟。當發現某個因素,或產生某個理論時,學界興致昂揚。但是,同樣的理論卻會因為無法分析某個國家的案例,或者實施相關理論的國家面臨經濟崩塌,而使得學界失望透頂。
舉個例子,今天在發展中國家最惡名昭彰的發展理論非「華盛頓共識」(Washington Consensus)莫屬。該理論倡議宏觀經濟的紀律、市場經濟與向世界開放。一九八〇年代開始,里根與撒切爾夫人當政,除了在英美降低稅賦及弱化工會,該理論也在全球大行其道,並且被包裝為「新自由主義」,主張全盤廢除經濟保護,盡快實現貿易與資本自由化的政策配套。
(來源: REUTERS/Ricardo Moraes)
發展中國家的災難
當時,多個發展中國家對發展經濟學感到失望。爾後,世界銀行、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陸續為「華盛頓共識」唱讚歌。於是,各國陸續自願或被迫接受一攬子自由化的措施,並且引發經濟災難。
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,拉丁美洲的平均經濟增長為每年3.1%。在落實新自由主義政策後,其經濟增長減半至1.7%。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五年,其經濟增長更停滯在每年0.6%。更糟糕的是,非洲之前尚能達到每年1至2%的經濟增長。但是,其在落實新自由主義政策後,不只產生經濟危機,整體生活水平也下滑。
近年,新自由主義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,連「華盛頓共識」的首倡者,英國經濟學家約翰·威廉姆森(John Williamson)也高呼冤枉,說自身在執筆時有意識地沒有寫入資本帳戶,卻無故被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。世界銀行、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也逐漸調整政策,從「設定對的價格」轉變為現在的如何「設定對的體制」。
然而,學術與經濟政策圈在與經濟發展這個學問蠻牛搏鬥時進展緩慢。舊學問逐漸死去,但新學問依然無法解釋「為何有的國家能夠發展,有的卻不能」的問題。有的學問能夠解釋東亞經濟實現趕超的原因,但卻沒有把握能夠套用在別個國家身上。看來,正如雙威大學謝富年東南亞研究所所長胡永泰博士所說:經濟發展確實難以明白掌握,否則不是所有國家都已經富裕了嗎?
(來源: The Guardian)
我國難彎道超車
近期比較有系統性地提出經濟發展論述者,有來自哈佛大學的里卡多·豪斯曼(Ricardo Haussman)、安德列斯·貝拉斯科 (Andrés Velasco)與丹尼·羅德里克(Dani Rodrik)的「增長診斷框架」(GDF),以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的「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研究框架」(GIFF)。
「增長診斷框架」幫助各國確定改革措施來促進經濟增長。三位經濟學家寫道,各國應確定阻礙增長的少數關鍵性制約因素,並著力克服這些制約因素,而不是應對一大堆必須的改革問題。他們將該分析法應用於中美州薩爾瓦多的研究,最後得出的結論是,阻礙增長的制約因素並非是儲蓄資金的匱乏,而是創新理念的缺乏。
「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研究框架」則是林毅夫所創設的分析框架,主要是根據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甄別適合的產業,並通過政府與產業政策因勢利導。關於如何鑑定產業,其提出一個洞見:參照人均收入高一倍國家的適合產業。舉個例子,半導體業先從美國外移到日本、而後到韓國、台灣、中國大陸及越南等,都有明顯的「雁型經濟發展」的例子。林毅夫相信,雖然發展中國家面臨科技繼續轉型升級及經濟多元化的挑戰,但依然可以鑑定特定產業要趕超的前沿,或更高增值的技術及產業來實現持續增長。
然而,我國的產業政策又如何呢?今天放眼四顧,學術與政策圈關於無論是針對「增長診斷框架」或「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研究框架」的研究皆一片蠻荒。後疫情時期,別說我國想在經濟上彎道超車,沒有被其它更有遠見與實力的國家追趕已是萬幸!